李启明回忆:在榆林的革命历程
李启明（-），山西神池人。在榆林公安工作期间，任绥德、靖边外勤组组长，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局长、陕西省公安厅厅长、陕西省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常务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年7月，陕西省公安厅派王富春到北京访问李启明同志，请他自述自己的历史，并做了记录。本文节选自《在革命的道路上——李启明访谈录》。
建立绥德外勤组
绥德是陕北重要城镇，国民党势力较大，有专区、县党部及特务机构，设立有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同时绥德又是我八路军征募区，我们设立了警备司令部，下辖三个团，隔黄河与日军对峙。国民党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何绍南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破坏抗战，对我威胁很大。
年初，保安处派我率领陆伦章(柳峰)到绥德建立外勤组，搜集情报。我以绥德警备司令部联络参谋的身份，陆伦章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广交朋友，开展工作。我将何绍南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鲁南争取过来，发展为我们的内线，鲁又发展了保七团的特务长崔际洲和绥德专署传达长龚震为我工作。
王樵(女)，米脂人，原是共青团员，曾被捕自首，但在政治上仍倾向我党，其丈夫韦良，是军统榆绥区上校专员。王樵回米脂后，我们将她争取过来。又通过王樵，将韦良发展为我们的内线，并争取了经常与韦良联系的王辅民。宋养初是我们派往米脂中学的教师，他和韦良是同乡关系，在争取韦良的工作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还争取发展了保七团少校团副张振声为我工作。
烈士后裔慕青在绥德国民党机构任职，主动提出为我们做情报工作。
在边区保安处第一期培训班学习的毛培春打入秋林闫锡山的第二战区政治部宣传队，因何绍南任该战区政治部主任，他随战区政治部宣传队也到了绥德，与我接上关系，成了我们的内线。
年5月边区保安处召开情报工作会议，第二排左五李启明（情报科副科长）。
曾在肤施县任国民党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的崔翼，被我秘密拉出，在我们摧垮了肤施县国民党的一套机构后，将他们驱逐。崔翼到了绥德，继续为我们工作。
这些同志，特别是毛培春、鲁南、张振声等详实报告了何绍南反共破坏活动的阴谋、策划和贪污的罪行，为配合王震部队打垮和驱逐何绍南及国民党在警备区的党、政、军机构起了重要作用。
曹鸿北是我党秘密党员，经张秀山介绍，我和曹鸿北取得联系。他经常跑榆林，将榆林区国民党党部秘书长李文芳发展为我们的内线。
米脂县城艾某，是国民党米脂县党部的交通，为县党部送信，我们将其争取过来，他把县党部向上级的报告常送给我们摘抄，从而得到许多情报。
常黎夫的堂弟常某，在国民党米脂县党部任录事，和我们建立了关系后，常在晚上将他白天抄写的重要内容报告我们。
秘密党员李生儒，任国民党米脂县教育科督学，我们将他也建为情报关系。
榆林区国民党秘书长李文芳向我们提供了国民党电台的密码，使我们能够掌握胡宗南部的军事动向。韦良夫妇向我提供胡宗南部的动向，军统破坏挑拨西北地方部队邓宝珊、高桂滋、高双城各军之间的团结，CC系设法依靠胡宗南进入我区搞破坏活动等情报。邓宝珊的秘书汤昭武是共产党员，我们和他也建立了关系，曾供给一些情况。
鲁南、龚震、崔际洲等三人随何绍南离开绥德后，先后打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属马占山部和东胜贸易管理局，曾获得许多重要情报。
绥德外勤组和统战部门，在争取22军驻横山的胡景铎骑六师的起义中，做了很多工作。年10月骑六师起义后，国民党驻横山的特务机关，绥德、米脂两个流亡县党部的书记长，横山县长等，以及文件档案都被我缴获，我们从中物色了几名对象，向国统区派遣。
建立靖边外勤组
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计划由新26师何文鼎部进驻安边，企图从北边打开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门户。根据西北局的指示，保安处决定派我到靖边建立外勤组，开展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22军新11旅一直驻扎在安边和宁条梁一带，我党长期对该旅进行争取团结工作，积极支持其内部的进步势力。
高岗与贺晋年、牛化东、曹又参、李仲英是邓宝珊在甘肃开办的学兵队的同学，我带上西北局书记高岗的信到安边会见11旅的领导。在城外，我见到连长冯晃(共产党员)，他派武装护送我进城，我住在一团团长曹又参家里。两天后，曹又参陪我会见旅长陈国宾，我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进行统战工作。陈国宾表示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不搞摩擦。
同时，我和三边警备司令贺晋年(受西北局委托领导11旅内的地下党组织)商定，将情报干部欧阳天派往11旅，负责联系和审查在大革命失败后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同志的组织问题。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为一团副团长牛化东、三营营长李友竹及几名连长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年欧阳天调往三边警备司令部工作，其工作由余光接替，掩护在该旅一团三营营部，领导安边城内的情报干部。
李启明在陕甘宁边区
刘杰三原是国民党84旅旅长，后任我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和国民党17军军长高桂滋有交往。我们派刘杰三的外甥马建飞带刘杰三的信去见高桂滋，使我们掌握了高桂滋在国共两党斗争中的态度，后来高桂滋逐渐转变立场，西安解放后，安排他当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
原米脂县国民党政府任教育科督学的李生儒，现任中统榆林专属调查室驻安边调查员。原在国民党甘泉小学担任校长的阎庆丰，是我们的情报关系，现在国民党安边县政府担任科长，这两人是我们在安边的重要内线。
通过这些关系，使靖边外勤组对宁条梁、安边及东至榆林一线的情况基本掌握。年定边、靖边两个外勤组合并，组成三边外勤组，由葛申负责工作。11旅基本上在我党的控制下，反动分子、二团团长史坊城企图将部队带往绥远，投靠傅作义，其阴谋未逞。年10月，11旅起义，击毙了反动团长史坊城，解放了安边和宁条梁。我外勤组参与了起义的策划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情报。11旅起义后，安边、定边、盐池连成一片，扩大了根据地，使我们的工作进一步伸向绥蒙、宁夏。按照边区保安处的布置，三边外勤组在乌审旗、鄂托克旗建立了外勤据点。王玉克服重重困难，两赴包头，于年2月在归绥（今呼和浩特）与傅作义部潜伏多年的两个党员阎又文和杨子明接上关系。年10月，傅作义占领张家口，傅作义总部迁往张垣，我们将阎又文、杨子明两个重要内线转中央社会部领导，他们配合我华北野战军作战，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参与攻打榆林
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恢复和新建了关中情报组、陇东情报组、三边情报组、临镇情报組、延长情报组。绥德分区的情报工作由保安分处负责，其他各保安分处设立了情报股、科，积极充实加强情报干部队伍，保安处情报科的外勤干部增至人。日本投降后，我党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必须加强开展外勤工作注意收集反共军事情报。
保安处的情报组和各保安分处的外勤工作合并，设立了六个组，各组负责人：绥德是裴仰斗，三边是余光，陇东是薛浩平(下设镇原、西华池组，负责人分别是余凯、王希侠)，关中是杨锋，固临是秦平，富县是曹志谦、史志春。各情报组进一步加强，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如富县组曾获得胡宗南进攻边区的作战计划、《地对空联络信号手册》等情报。战争开始后，保留富县、关中两个组由边区保安处直接领导，其他各组交保安分处领导。各组改为武装工作队，收集情报，开展游击战争。
年周兴正在绥德农村搞土改。他是保安处长，又任延安卫戌副司令员。立即被调回。他主要负责动员干部群众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配合野战军消灭敌人，保卫陕甘宁边区。副处长赵苍璧带领保安处机关转移，并开展侦察情报工作，保卫，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机关。我带领保安处20多名千部和保卫团一个连，随西北野战军行动。
年10月，我们第二次攻打榆林，我到镇川堡，进行接收准备工作，从各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按照前总部署，我率领干部迂回到榆林城北郊参加战斗。由于久攻不克，遂撤退榆林，干部又回原单位。
年12月初，西北局在绥德义合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保安处处长周兴参加了会议。会议批评公安保卫工作右倾，敌我不分，原保安处干部韩继恩投敌叛变；批评关中情报站工作失误，情报工作未能有效地配合军事斗争。
我回到保安处后，根据中央和义合会议的精神，总结公安工作。因义合会议有“左”的思想、批判保安处右了。说“敌我不分”，是指使用了军统汉训班特务祁秀山、李军等，但这几个人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有困难。对战争发生后会出现什么问题，领导思想不明确，估计不足，不少关系断线。关于关中情报站，在自卫战争开始前，已有同志反映干部关系不正常，派卫波前去解决，批评教育了一下，没有调开来。
为了有力地配合西北战场的胜利形势，加强情报工作已成为十分迫切与重要的任务。我起草了《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经马明方同志审阅修改后，西北局于年9月6日发出。这一指示，有效地克服了对情报工作的否定情绪和消极思想，实际上否定了义合会议对情报工作的错误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有力地推动了情报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西北局成立了情报工作委员会，张经武任主任，周兴和我为委员，张继祖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郝登阁原为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长，榆林横山解放时被我们俘获，经过审查教育后我们反用，年他担任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他派人来联系，供给情报。此后保安处决定他起义，他在年1月率领余人，并带电台、枪支全部指导起义。
我们将国民党驻榆林的22军军部第四电台台长阎玉明发展为情报力量,年3月与保安处的电台联通。在争取22军的过程中，我们及时掌握了军长左协中的动态。左派代表同我方在延安谈判时，下令22军北逃，与董其武部会合，因我及时获得情报并做了军事部署，左才放弃了走的主意。经谈判，左协中率部起义，榆林和平解放。
警事文物征集榆林公安历史悠久，英雄辈出，从榆林公安走出副厅级以上领导达余人，他们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为了挖掘红色基因，继承革命传统，构建榆林公安民警的精神乐园，榆林市公安局决定筹建警察史馆，现面向社会征集各类公安文物、实物和影像资料，衷心希望社会各界人士鼎力相助。
联系人：冯警官，，号：ff。
作者/来源：榆林警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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