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隘多居于咽喉要冲之地，交通繁忙、战事频仍，所以古代内地大部分关隘被扰乱破坏严重，很多关隘连关址都无处可寻。在咸阳防御体系的范围内，关隘的数量较多，它们多在山川、河谷交汇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守卫咸阳的门户，军事防御意义不言而喻。
范雎曾对秦昭王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所谓“谷口”就是指山谷之口，它在咸阳周边防御的最北边缘，因为此处是北上南下的关键枢纽，占据地利，军事攻守条件俱佳。目前就有通往咸阳的高速公路从谷口处穿过，见之军事地位依然较高。秦人在此处修建谷口宫，遗址在今泾阳县口镇西南方向。该遗址南北约米，东西约米，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
考古发现其北段有一处残长米，残高3.3米，基宽2.4米的夯土墙。秦人在此设置宫殿，不单单只是方便于皇帝出行，其军事用途明显，与望夷宫一样，具有供皇帝巡游方便和沿线出征部队补给的双重属性，亦是咸阳北部的一处重要军事性宫殿。谷口宫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占据谷口地利，军事攻守条件俱佳。
道路、烽燧
道路是连接秦都咸阳城区、周边和外围三个圈层军事防御的重要设施。《诗经小雅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说的就是西周时关中道路就已经畅通无阻了。在咸阳防御体系范围内，考古已经发现直道、驰道、栈道等相关遗迹，它们在当时无论是调兵遣将还是运送物资，在当时军事意义重大。烽燧是用于边防警告的军事通讯设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用烽燧传递军情的记录。至秦代时，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如有敌情，“昼则用烟，夜则举火”，以通知相临烽燧守兵，使之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直道
秦直道是由大将蒙恬主持修建，用于秦军进攻匈奴的一项巨大的军事工程。在陕西境内发现的秦直道遗迹全长公里，其中富县段长公里，其路面一般宽30—40米，最宽处达58米，这是秦直道全程中最典型的一段。
在咸阳防御体系外围范围内发现的直道遗迹主要有两处，一处在今旬邑县境内，一处在今淳化县境内。秦直道在旬邑县全长90公里，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多分布在石门、后掌、马栏境内，为南北走向，走势基本上是沿着山梁脊，明显遵循“堑山輝谷”这一特点。直道的路面一般宽20—30米，较为平坦，路线也比较顺直，但是在转弯处弯道很大。从发现的情况来看，直道的上下坡道部分路面也是比较宽敞平缓的，盘旋转弯明显，经测定，上下坡最大坡度在10%以下。调查者甚至认为稍加修整，汽车便可通行，可见当时质量之耐用。此外，直道在坡度较大的一侧，均设置有排水沟。
驰道
考古工作者曾咸阳市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大约米处，发现一条南北走向的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王子今先生认为，这该道路属于驰道交通系统，应该是连接阿房宫与咸阳宫的交通干道，在咸阳北墙以北发现的“1号大道"，是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交通干道，目前已探明长度约米，“现存
最宽处54.5米，一般在40—50米之间，路面中间高出两侧10—15厘米，呈鱼脊状，路土层厚5—15厘米，大道南北两旁均为淤泥，似为路面泄水之阳沟。”王子今先生认为,从这条道路的走向和规格来看，也可能属于驰道。而在陕西临潼以东，也有驰道的遗迹,路面宽达45米以上。贾山曾说驰道“道广五十步”即相当于现今尺度69米左右，看来并非虚言。
秦始皇借助驰道五次出巡都是从咸阳出发，说明关中驰道比较完善。秦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遍布全国，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可以更好的监控六国旧势力。从考古所发现的关中驰道来看，宽广平坦、坚实缓直，能够应对数量众多的车兵、骑兵以及辎重通行，提高调兵速度，这在军事行动中也显得尤为必要。
栈道
栈道也是重要的交通设施。从关中通往巴蜀，穿山越谷，道路崎岖，险峻之处需要搭建栈道，如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等，在咸阳东南方的武关道也有栈道。王子今先生指出，“武关道行经的丹江川曾为秦、楚两国反复争夺。武关道作为秦、楚通道也曾发挥着重要作用。”
经调查，陕西蓝田蓝桥河和商县黑龙口等地都有栈道遗迹分布。例如，由蓝田县水陆庵向蓝桥方向，经曲折深峻的峡谷，在清水河口至甘塘一带蓝桥河西岸约米长的崖壁上，发现古代栈道遗迹10处。沿着黑龙口——张家坪——马楼——蓝田公路翻越秦岭，从张家坪以东的魏家沟口起，就断续可见流峪河岸与公路隔河相对的明显的栈道遗迹。
在李家槽口经上石家、大岔口、栗树坪至柿圆子之间8.5公里的区段内，栈道遗迹尤为密集。有的地段还可看到残留的嵌入壁孔的石梁。在由黑龙口向秦岭方向公路的左侧，发现栈道壁孔8个，距年4月水面1.3至1.6米。从现存遗迹看，虽已使用石材，但道路宽度有限，一般为2至3米，似是主要供以牲畜驮负的运输队通行的路线。
烽燧
古代无电讯，人言之行不能速于身之行也，于是有烽燧置鼓，用人之耳目以传机速之事焉。通过烽燧，敌军的动向、规模、距离远近等都会传递到指挥部和临近部队，以至及时做好防范准备，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通讯设施。周、秦时边防战争乃至守城战争均使用烽燧，制度已具雏形。
在咸阳防御体系的范围内有较多烽燧遗存，但主要集中在外围地带的北部，按其平面与形制可以将其划分为圆锥形、方锥形两大类。例如，今旬邑县发现烽燧遗址三处,其中两处为圆锥形，底径长分别8、20米，方锥形烽燧底长为3.5米，附近都有秦汉时的绳纹砖、瓦残片等遗迹。
由于常年的自然、人为破坏，烽燧的原始形状似乎已经不得而知。岑仲勉根据《墨子杂守》的记载，认为战国时代的烽燧大概是底部为圆形，犹如圆塔之状，但剖面显示梯形。《武经总要前集》所记载唐代的烽燧形状:“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很有可能说明当时烽燧为圆形台体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至于为何有的呈方锥形，可能也并没有多少说道，论具体情况而言，更是出于上下方便等原因。
通过整理考古资料得知，咸阳防御体系内的烽燧多为夯筑，设置的地点，有的在地势开敞高阔之处，这样有利于及时观望信息；有的在山梁、沟壑之处，这样可以减少修建的工程量和节约成本，有的烽燧之间隔河相望，能够迅速传达军情；有的在重要的交通线周围，其军事意义更是不言而喻了。
实际上，很多烽燧也设置在交通要冲之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互相施援，如《墨子杂守》载：“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其甚害者为筑三亭，亭三隅，织女之，令能相救。”。一方面则形成威慑，《汉书韩安国传》中记载：“及后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烽燧之间的距离在地势开阔、人口稀少之处间隔较远，地势复杂、人口稠密之处间隔就相对较近，具体地点应该是依实际情况而定，必须保证两座烽燧之间遥相呼应。
符是一种调动军队的信物，一般分左右两半，将帅调兵时，两半需要验合，方能行事。但遇到“燔燧之事”，即烽燧发出紧急信号，则免去验符这一过程，可直接调兵，可见当时秦以“燔燧”来传递军事情报比较灵活。年，西安沈家桥北就出土了一件杜虎符，虎身铭文明确要求：“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用兵兴士被甲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翳”。
烽燧的设置不应该只是面向北部，应该也如同道路交通网一样形成一套庞大的传送系统，并被后代王朝所承袭。从当时及后世史料记载中也可以寻探出烽燧遍布全国各地的蛛丝马迹，因为作为一种军事设置，它对国家安全特别的重要。这种古老的军事通讯速度相当快，昼夜传递路程千里以上。只不过因历史较为久远，很多烽燧破坏严重，具体情况不得而知罢了。
很多烽燧附近有建筑遗迹，例如，在直道沿线有很多烽燧附近发现有粗、细绳纹筒瓦、板瓦残片的遗迹，而且有的覆盖面积较大，推测是当时的房屋建筑。甘肃庆阳市正宁县椿树庄北的南梁烽燧位于南梁峁遗址北梁，南梁遗址则在秦直道东侧约米的山梁处，调查者在遗址区发现有中间方格纹、半径16厘米的云纹瓦当、子母口残瓦、素面方砖、筒瓦、回纹残砖、空心砖、板瓦、几何纹方砖等。一些筒瓦内面和板瓦外面刻有“上”、“好”等戳记等。通过遗存可以推知当时的地面建筑规模较大，但是否包含亭、邮一类功能，还需等待新的考古资料出现。
道路作为供车辆与行人通行的基础设施，发挥着沟通各个地方联系，促进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古代战争中，无论是进攻还是后退，争夺对道路的控制权至关重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道路在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各类设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